世界三大湾区悄然发生四大变化，对深圳有何启示？

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最新迹象及一些研究表明，全球知名湾区因此出现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湾区在转型，供应链空间在压缩，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在孕育、在诞生。

火热的粤港澳大湾区，当下势必冷静思考：我们从中可以汲取什么？

梳理全球湾区经济发展路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断脱胎升级的历程。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都大致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几个阶段。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三大湾区集体转型，转型目标及“火力”集中点都是科技创新。

纽约湾区素以“金融湾区”著称。但近几年特别是疫情流行一段时间后，纽约出台减税降费等政策，积极推进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研究和应用落地。现在，纽约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硅谷”还要发达，形成了数百家创新企业聚集的“硅巷”。不少“硅谷”工程师闻风而动，“飞”至东海岸落户“硅巷”。纽约由此成为美国东岸科技重镇、“东部硅谷”，有专家预言它将成美国“新科技首都”。

太平洋西岸。东京湾区同样在悄然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被誉为“产业湾区”的东京湾区，如今更加重视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现已跃升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湾区内的筑波科学城，聚集大量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实验室，成为具复合功能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已然是日本的科学中心、科创发动机。

更重要的是，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知名湾区，不再是重要的货品输出地，而是全球各项关键技术、重要技术的重要输出地。这是世界知名湾区发展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虽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但大而不强，特别是科学技术较上述湾区有很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更是遭遇“卡脖子”。现在，全球三大湾区在优势尽显的情况下，又加大了科技创新的力度，留给我们追赶乃至超越的时间越发紧迫、任务越发艰巨。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5年将与北京、上海形成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辐射带动全国科技发展的骨干支撑。图为生机勃勃的前海。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关键是基础研究，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

“十四五”蓝图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5年将与北京、上海一道，形成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南到北串成一线，成为辐射带动全国科技发展和自立自强的骨干支撑。

“发展湾区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深圳应加速转型，特别要瞄准全球技术和产业趋势率先发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市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应借助“双区”建设和综合改革试点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加快光明科学城建设，高起点布局重大创新载体和高校，打造“全球综合创新城市”。同时，要以最大的力度，打造全球最优的科技创新发展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际创新资源聚集，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比如，可以通过更加开放创新的政策支持，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打造成全球最强的科技创新、科技开放的平台。

受疫情影响，人流物流受限，全球许多海运、空运航线停运。三大湾区的研发机构和企业，大都全球布局，供应链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受疫情影响极大，产业链、供应链一度阻断。

“新冠疫情后，全球化结构调整加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本土，从而出现制造业和供应链企业回流的情况，产业链供应链地域化、区域化趋势明显，布局更加本土化。”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告诉记者，全球供应链的物理空间被大幅压缩、正在变“短”，并从“全球稳定供应链”向“区域稳定供应链”转变。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需要顺应这一变化，在产业布局方面注重本土化和内部化，构建更加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深圳市委党校教授袁晓江特别提到，新冠疫情对我国和全球经济体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特别是深圳大量企业“两头在外”，即产业链的上游和核心技术在国外、产品销售主要在国外，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深圳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深化对内经济联系，率先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

吴思康认为，在构建更加开放、力度更大的国际合作创新平台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需要加大产业开放和合作，围绕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实现产业链区域化，在大湾区构建更加完善、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从专家的研究分析中不难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区域协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各城市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同一团队内部的伙伴关系。彼此可以暗中较劲、你追我赶，但不是为了我赢你输、你得我失，而是在比拼的过程中共同进步，最终实现集体超越——超越自我，赶超一流。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筚路蓝缕的征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理当率先垂范、身先士卒。

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间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各有优势，可以很好地互补、互助、互促。各地政府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化因素，构建更加开放的市场，让要素自由流动，城市间“同频共振”，实现科学的城市分工和优势互补，做大做强区域经济，合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毛艳华建议，深圳应利用高科技产业发达、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先等优势，加强广深联动，助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进深莞惠都市圈建设，打造5G、人工智能、新型显示、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时，通过产业集群优势和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内国际创新主体到深圳，实现补链、强链，进一步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并推动区域合作和分工，以及合理配置产业资源。

受疫情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三大知名湾区，都加大了对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高端产业的研发力度，个别领域甚至出现新的竞争战。在这些产业领域，关键的、核心的、重要的技术，各国都坚持以我为主，明争暗斗在所难免。

面对这一变化，专家认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中心城市，需要站出来主动作为。要瞄准全球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风向，不断推进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就产业路径而言，深圳必须紧扣IT产业，鼓励和发展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和4大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70%与信息技术有关。作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重镇，深圳拥有雄厚的IT产业基础，具有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

目前，三大湾区及全球在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吴思康表示，深圳必须高起点布局，建立起“IT+BT+N”产业格局。

在IT领域，深圳还需大量引进和培育半导体集成电路、5G、AI、大数据等高端信息技术，发展上下游产业链。

在BT（生物技术）领域，深圳应重点发展生物医疗、精准医疗。尽管深圳在BT领域与世界有差距，但一些细分行业尚处同步发展中，包括医疗器械、基因工程、农业生物技术等，因此可以更加积极地布局。疫情影响下，深圳制造业及时转型医疗设备和相关物资的生产，展现出巨大潜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更广泛的“N”领域，深圳需加快新材料、3D打印、新型显示等产业的布局，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构建更安全、更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避免“一业独大”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继续做大做强优势传统产业。深圳在服装、钟表、珠宝、家具、玩具等传统产业领域，具有显著的规模生产优势，有的还具备研发和品牌优势。这些优势传统产业不仅不能丢，还应继续做大做强做优，推动这些产业拥抱互联网、5G等新技术，提高内生动力，加快向创意产业转型，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市场。

目前，三大湾区都在积极发展新型材料，特别是东京湾区已成为新型材料全球研发中心。吴思康表示，中国制造业尽管规模很大，但在新材料方面一直受制于人，建议深圳加大支持力度，建设新型材料重点实验室，加强研发，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破解关键原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袁晓江认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它不仅是深圳的短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及中国的短板，需要重点解决。深圳可充分利用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契机，加快布局创新要素，以光明科学城为核心承载区，形成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体系，将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商品，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创新可以有三个层次：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后者把前两者的成果引入商业应用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强在技术发明，弱在科学发现。“发明”与“发现”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功力高下，立见分晓。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的PCT国际申请数量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东京、首尔、旧金山、京都等都市圈，技术发明已经属于国际水平。但从科学发现的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及中国与国际高水平的差距较大。

再把创新的三个维度合起来观察，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等世界知名湾区的差距更大。东京是一个科学发现和产业技术创新的双重中心，而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在全球更重要的角色和功能则是制造中心。

放眼全球，世界级城市群及大湾区，都是以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为核心。三大知名湾区和全球主要都市圈的发展趋势都显示，未来发展要不断向“综合创新中心”迈进，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方向。专家认为，包括深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的高端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学、科研机构的科学发现，应构成创新及城市发展的主线。就像深圳决策层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和推动实践的那样——布局重大创新载体，厚植产业技术基础。当然，力度要更大，步伐要更稳，节奏要更快，思路要更新。

深圳未来要做的，是在“技术发明重镇”的基础上，力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科学发现新城”。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深圳过去主要是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开始的，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市场驱动的创新发展；未来，深圳需要转向知识和技术的混合驱动模式，更多通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科服机构，广聚长期资本、科研人才、科技信息、创新载体等创新要素资源，争取和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突破。

刘国宏表示，初创企业因无旧利益的限制，往往最具颠覆式创新精神，原始创新、源头创新更需要千千万万勇于创新试错和分担创新风险的中小微企业。因此，政府在制订宏观政策时，应把握不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特征，坚持不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经费规模和比例，坚持营造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宽容的氛围，坚持政策重点倾向于扶持小微企业，培育更加丰富多元的创新创意生态和产业配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