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对中国经济的启示，4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的底气在哪？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

为应对气候的变化，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庄严的目标承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时间紧，任务重。中国4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底气在哪里？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植树造林是两大发力方向，而这些年我们也一直朝这两个方向努力。

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是能源低碳发展的主力军。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7.9 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 30%。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3.56 亿千瓦、2.1亿千瓦、2.04亿千瓦、2369 万千瓦，均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发电领域累计投资约 8180 亿美元，占同期全球新能源发电建设投资的 30%。

近年来，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初步核算，2019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7.7%，比2012年降低10.8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3.4%，比2012年提高8.9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15.3%，比2012年提高5.6个百分点，已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约48.1%。

我国在2020年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有规划地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有利于实现碳中和。

有一个词稍显陌生，那就是“碳汇”。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唐小平这样解释，国际社会所谈的碳汇，主要是指森林碳汇，即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并储存在森林植被和土壤中。

在我国新的气候行动目标中，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量从45亿立方米左右提高到60亿立方米。“经过测算，森林蓄积量每增加1亿立方米，相应地可以多固定1.6亿吨二氧化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

植树造林是增加森林蓄积量的其中一项手段。据统计，自1981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以来，我国共有164.3亿人次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义务植树达742亿株。

从1973年到2018年，在45年时间里，全国森林面积增长了98586200平方米，相当于增加了约13808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从1973年到2020年，47年时间里，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2.7%增长到23.04%，几乎增长了一倍。

此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的多国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显示，2010-2016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11.1亿吨碳，吸收了同时期人为碳排放的45%。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表示：“这是我国近40年来对恢复天然森林植被、加强人工林培育的巨大投入取得的成果。”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表示，中国提出的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中2℃温控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这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10年。

在“十四五”征程开启之际，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关于碳达峰，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指出，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后，先进入平台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排放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达峰目标包括达峰时间和峰值。中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根据IEA数据库显示，从能源结构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中，煤炭的燃烧和使用贡献了约44%的二氧化碳排放（IEA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为2018年，下同），石油贡献了约34%，天然气贡献了约21%，其他能源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看，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占比最高，为41.7%，其次是交通运输为24.6%，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比排第三，为18.4%。

与全球能源结构不同，中国的能源消费更依赖于煤炭，中国有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其次是石油(14.3%)和天然气（5.5%）；碳排放部门中，占比最高的也是电力部门（51.4%），其次是工业（27.9%）和交通运输（9.7%）。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已被主流科学界广泛认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到2100年，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可能分别上升1.1-6.4℃和16.5-53.8厘米（2007年），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碳排放至少占总增加量的95%。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骤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因此，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缓解全球变暖和相关的生态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由此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5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在比较分析国际发展历程和中国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后，我们作了以下几点思考：

关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节奏，首先从经济增速来看，国际案例表明，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碳减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美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此后的四年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我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9%，2019）要超出大部分国家在碳达峰时期的占比（30%以下）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10年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经济增速也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碳达峰后，各国的案例表明，虽然不少经济体增速中枢出现放缓，但放缓的程度有限，而且部分国家（比如英国这种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的国家）增长不降反升。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大多数情景下，碳达峰会对中国GDP造成正面影响。我国只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即使在2030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也未必会出现明显回落。

从工业化阶段看，我国已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将逐渐趋于缓和，此时要扩大能源消费结构，如使用碳排放值相对较低的天然气。目前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7.4%）远低于全球水平（16.2%），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强大的经济条件将加强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这也将提高能源效率。当前我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扩大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将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重点。

关于城市化率与房地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离碳达峰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和其他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在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经济都发展较快，大量人口已经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由于未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住房民生等社会保障，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城市中规模巨大的“贫民窟”。这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引以为戒的。对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目标，即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到60%，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虽然下一个时期的城镇化目标官方尚未出台，但按照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要求，同时参考其他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水平，预计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目标在70%左右。

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10年的49.9%上升到2019年的60.6%，提升了约10.7个百分点；而这10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了近70%。尽管城市化率提升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将城市化率目标作为房价继续上涨的支撑因素并不恰当，因为过高的房价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涨势蔓延对城市化率并不友好。在向碳达峰迈进的下一个10年，城市化率的同步提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因为有政策、人口、土地、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关于能源结构与煤炭行业，受资源禀赋影响，煤炭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中最重要的能源产品，其能源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碳排放大部分来自于煤炭，碳减排的对象无疑就瞄准了煤炭。上文国际案例中，五个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约为32.2%（英国，1990）、41%（德国，1991）、26%（美国，2007）、25.6%（日本，2012）、8.3%（巴西，2014），且这一占比在碳排放达峰后延续下降。对标来看，中国的同口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在63%左右（2019年），远超上述各国碳达峰时期的煤炭占比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7%，能源结构的调整压力任重道远。当前，约束性能源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行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信用融资环境，对当前和未来一度时间里的煤炭行业都不太友好。下阶段，不管是煤炭企业的转型，还是去碳、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都意味着煤炭行业在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缺乏优势的产能将面临加速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