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持续革命是人类在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方面一场深刻变革，是人类认识到对自然的开发存在极限，通过主动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共生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塑。可持续革命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意义上相一致，前者侧重于行动，而后者侧重于理念。可持续革命已经开始，但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并随着可持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主动转型而加速孕育能量。可持续革命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目标逐渐从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人的福祉全面提升；二是发展模式由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转向绿色、低碳和循环；三是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首要动力，创新生态将进行系统性变革；四是世界各国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加强，通过全球行动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五是人类逐渐建立理性而富有远见的新认知，人类素质大幅提升。展望未来，可持续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但其五个特征发展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进程将充满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地努力。
1987年可持续发展经由《布伦特兰报告》提出后，经过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成为全球共识。然而近30年来，可持续发展倡导的重视自然资源约束以及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相反，在许多领域不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甚至愈演愈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生态恶化、贫困与疾病等全球性问题的难度和挑战不断加大。“可持续革命”并非是与可持续发展不同的思想和思路，而是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的重申，它进一步警示了不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危机，大声疾呼人类要珍惜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以一场革命性的发展范式变革从危机的边缘挽救人类，使人类重获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可持续革命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意义上是一致的，两者一直相生相伴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表现形式上，可持续发展侧重于理念，可持续革命侧重于行动和结果，是指发展范式转换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目前，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得到很大普及并被大众所接受，许多人乐观地认为随着人类发展观念的转变和全球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而可持续革命似乎用词激进，一些人对于是否到了需要“革命”的程度存在不同认识。事实上，人类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一路走来，我们的下一个发展范式是什么呢？是信息革命或智能革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难道不是工业革命的继续吗？地球可以供给人类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到底有没有极限，什么时候是可持续革命的必要开端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对应生态文明的可持续革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在与自然的共处、共生和斗争的进程中不断提高对自然的认识，依靠创新增强生产力和生存能力。在长达二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中，受限于石器、木器等生产工具的简陋，人口规模仅500万左右。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逐渐掌握了农耕和畜牧技能，人口规模不断扩张，至18世纪上半叶达到了7亿人。工业革命以来，机器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的能力快速提升，人口规模开始呈现指数型增长，在300年的时间里从7亿人扩张到70亿人，人类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爆炸式增长，许多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问题逐渐显现，如气候变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等，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从自然系统来看，人类生态足迹不断增加，专家研究认为，1970年地球开始进入生态赤字状态，目前已经处于超载状态。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全球约75%的农作物授粉昆虫面临生存威胁，食物生产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风险[1]；大气中CO2浓度持续增加，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和频繁，对全球增温的控制前景渺茫[2]。从经济社会系统看，发展不平衡不公平问题持续加剧。198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28%的财富，2017年达到33%，与此同时最底层的75%人口拥有的社会财富始终徘徊在10%左右[2]。贫富差距、南北差距以及社会动荡风险等问题使国际关系日趋复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萌芽。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以寓言开头，向我们描绘了一个风景宜人、生机勃勃的村庄像魔咒一般陷入死寂的凄惨图景。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发出如果不改变既有发展模式地球将于2100年崩溃的警告。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示人类在谋求经济发展和享受自然财富的过程中，要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有限，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并首次定义了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积累不断丰富，各国政要、著名学者、企业家等对人类发展前景不断提出新的认识。1989年，威廉·拉克尔斯豪斯提出，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意识地改造社会，这一事业对于人类在地球的发展是独特的，其规模将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媲美[3]。2002年，当年《增长的极限》的主要作者德内拉·梅多斯等在报告发表30周年的更新版研究报告中提出，下一次变革将是可持续革命，实现这一变革需要采用适应新的全球形势的一些必要的“软”工具，包括增强想象力、发挥网络的作用、反映真实的现状与问题、提升学习的能力以及互助互爱的真诚合作等，需要全球数十亿人共同行动。2005年，安德列斯·爱德华兹提出，可持续革命是处理当前世界问题的关键路径，具有共同的目标、广泛的群体参与、多领域的议题、去中心化的管理、发展模式的转换等特点[4]。2012年，乔根•兰德斯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提出，可持续革命已经开始，其目标是打造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长期可持续的社会[2]。同年汤姆•伯恩斯也提出，可持续革命是以绿色为特征，在生产、消费、生活方式、技术以及治理体系等方面的范式转变，是一场以绿色工业化、绿色资本、绿色治理、绿色生活方式等构成的绿色现代化过程[5]。2014年以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多个场合表示，世界正处于可持续性革命的早期阶段，这场革命将具有工业革命的量级和数字革命的速度，许多产品和服务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重新设计，并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因此，可持续革命是人类在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方面一场深刻变革，是人类认识到对自然的开发存在极限，通过主动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共生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塑。可持续革命已经开始，但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并随着可持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主动转型而加速孕育能量。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革命是范式的转换，通过背离既往难以应对其自身新问题的旧范式，建立新的范式，从而创造出新的发展机会，实现进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将经济增长也即GDP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存在诸多弊端，经济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则常常带来压力和破坏，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探索能够替代GDP的发展目标衡量方法，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数（GPI）、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人类发展指数（HDI）、绿色GDP等多个指标不断被提出。这些目标和指标将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质量、人口预期寿命等不同程度地纳入考量，这些方法计算的社会发展速度都比GDP缓慢。有研究表明，全球人均GPI在1978年就达到了峰值，1980年后GPI与GDP开始呈现负相关。1990—2010年间140个国家的人均IWI呈现负增长[6]。罗马俱乐部在2018年出版的《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中提出，一个显著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惊人一致的趋势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会下降，伴随而来的是酗酒率、抑郁症患病率等上升，健康状况下降，其他社会问题也不断加重[7]。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委托约瑟夫•斯特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让保罗•菲图希等专家组建了“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研究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2010年委员会发布报告提出，要扩大经济、社会“进步”的衡量范围，关键要素必须涵盖物质生活水平、健康程度、教育质量、环境状况、政治生活、社会公平以及安全状态等福祉水平情况，以及金融资本及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发展状况。德内拉•梅多斯等提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发生改变，即由主要追求物质消费转向追求生活质量改善，对于生活环境、个人尊严等非物质方面的需求增强。随着对地球复合系统的认识不断加深，在全球层面设置合理的发展目标也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系统复杂挑战的重要手段。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人类在发展目标的转换逐渐从认识层面落实到实际行动，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设置，转化为各个领域的实际行动，帮助10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大幅减少饥饿、使更多的女孩可以上学、并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2015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失衡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目标转变的基础上，范式转换要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一种思路是维持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可以弥补或修复能源损耗和生态破坏等过度使用资源产生的问题。然而，近年来随着世界大部分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水泥、铁矿等资源人均消耗量不断增加，事实上大部分资源的绝对数量的消耗增长都超过了能效提升的速度，此外，在全球尺度上来看，CO2排放强度及大气中浓度仍在持续增加，因此，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各国效仿的发展途径存在不同的认识。另一种思路是所谓零增长模式，但对经济社会系统来说，如果增长受限导致收入降低、发展减缓，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也会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发达国家目前基于高消费的后物质主义社会，即便实现零增长，要保持目前的高生活水准对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在两难的困境下，可持续革命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即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实物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使资源生产力和可再生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近年来，一些国家陆续提出实现碳中和的具体目标，欧盟于2019年提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2020年9月，我国提出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一承诺为全球向着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模式转变，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未来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的基础将是充足的清洁能源，随着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开采利用成本下降，丰富而廉价的清洁能源日渐可期，氢能、生物燃料等革命性技术将加速得以应用，根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比37%。在生产模式上，脱碳高效的生产系统使得电力、建筑、交通等系统实现负排放，非化石电力生产技术体系将支撑各行业电气化率全面提高；威廉•麦克唐纳和迈克尔•布朗嘉特提出的“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体系经过大量实践显示，通过对材料和产品无害化设计并多次循环使用可以大幅度减少其价值流失，新技术例如物联网和电子标签技术将使得“产品身份证”成为可能，生物制剂利用、有机物质回收、同位素标记追踪、微生物处理废水等也将得以发展和广泛运用。在分配方式上，共享模式使得材料和产品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随着物联网逐渐成为21世纪智能基础设施，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预言，通信互联网将与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相融合，未来人类将通过协同共享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基本商品及服务[8]。科技创新是可持续革命不可或缺的驱动力。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着人类从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进程。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数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既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继而在哲学、文化层面上唤醒了人类对未来发展新的思考。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技术群加快突破、交叉融合[9]，科技创新向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领域的渗透更加快速和深入，继而对人类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更为直接和独特的影响。虽然新兴技术的发展总是伴随诸多不确定性，但在目之所及的未来，改善人类物质生活，谋取更多福祉，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等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仍需依靠科技创新这个重要工具，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行提供持续动力和安全庇护。与此同时，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都已无法预测科技创新在重塑经济发展方式、影响社会伦理规范以及政府治理手段的利弊平衡，这要求人类清醒认知科技这把“双刃剑”，时刻保持谨慎与敬畏之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丰富和完善科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尊重人、尊重规律、尊重伦理规范、倡导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和增强责任心为基本理念与原则，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服务人类共同的福祉，这项任务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必要。创新生态变革是可持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对创新生态系统更新、培育、重塑。当前，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创新活动正在打破原有的地理界限、制度障碍、文化基础，创新主体的运营和协作方式呈现出更多样的形态，人力、技术、信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可能的匹配组合级数增长，新的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创新模式不断催生。满足发展需求的物质产品以及政治生活、社会公平的福祉追求，除了技术变革以外，更需要商业模式、公共服务、治理机制、营商环境等多方面的创新。换言之，创新生态的变革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可持续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因子。创新的集聚规律决定了不同区域创新生态的各具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化格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全球排名前100位的科技创新集群（城市群）分布于26个经济体，仅美国就有25个科技创新集群入围，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为明显[10]。避免创新的集聚与不平衡性演化为人类福祉的“区域鸿沟”，需要营造有利于创新要素在全球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创新生态，助推创新高地外溢涵盖更多领域、覆盖更广区域、惠及更多人口的创新红利。可持续革命需要最大程度调动世界各国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通过全方位、多层次、长期不懈的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一般而言，一项全球性行动的达成需要经过“科学—政治—法律”的漫长进程，最终通过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性治理机制来协调和推动，即由科学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并形成科学共识，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平台将该问题引入商讨议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利益、立场、以及观念的差异，在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因素的影响，最终需要通过艰难的谈判将目标和机制落实为国际法性质的各类协议，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在相关国际治理机制下，各国依据全球共同目标、按照责任分担原则、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各尽所能开展国内和国际合作行动，携手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气候变化是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大课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大量消费化石能源所产生的CO2累积排放，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加剧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成立于1988年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机构，组织全球范围内各学科、各领域的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影响及适应、减缓的政策和技术选择等开展全面、系统的评估，先后于1990、1995、2001、2007、2014年发布五次评估报告，认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已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如不能妥善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IPCC评估报告的结论和判断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全球首个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共有197个缔约方。28年来，各国协力推动《公约》实施，期间有《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成功，也有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受挫、美国退约的阻碍。在《公约》框架下，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持续推动国际合作与谈判，最终确立了“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温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为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而努力”的目标，以及“自下而上”的自主贡献与“自上而下”的全球盘点相结合的国际气候治理模式。随着欧盟、中国等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向着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趋势愈加明确。需要看到，全球大气CO2平均浓度仍保持持续快速上升趋势，2020年已超过410ppm，是30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处于有记录以来最暖时期，2016—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1900年高出约1.1℃。国家之间利益和权力之争也令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存在变数，如何有效动员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仍是当前世人瞩目并关系到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大问题。臭氧层消耗物质氟氯化碳（CFC）的治理是全球行动的一个成功范例。1974年，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CFC过度使用可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之后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发现引起广泛的重视，世界各国开始逐步参与到臭氧层保护的行动中。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协调起到了关键作用，联合国环境署（UNEP）成立保护臭氧层工作组，组织召开专门会议，汇集科学证据并向各国政府阐述和展示，从科学层面到政治层面为相关国际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7年，47个国家和组织签订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决定立即冻结CFC产品现有产量，并在日后不断缩减；1989年，欧盟和美国率先宣布，到2000年之前停产五种最常见的CFC产品的生产；1990年，来自9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共同签署《伦敦修正案》，同意到2000年逐渐停止CFC生产；1992年，《哥本哈根修正案》将CFC停止生产进一步提前至1996年；2016年达成《基加利修正案》，明确将HFC134等18种具有强效温室效应的氢氟碳化物（HFCs）列入受控物质清单。在各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已成功淘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由于CFC气体对臭氧层破坏具有时滞性，现阶段仅可观测到臭氧洞面积增长速度处于逐渐降低阶段，但随着全球强有力的共同行动，臭氧空洞将逐渐“愈合”，臭氧层预计将于2050年左右恢复到初始状态。臭氧层保护的成效是全球行动在可持续革命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有力佐证，它证明了通过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能够实现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目标。
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人类活动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西提出，人类已经有征服地球能力，但还不具备管理地球的素质，我们暂且不展开对这句话的讨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类在有效管理地球自然资源、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挑战方面进展很不理想。应对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但是由于缺乏全球对环境与发展问题和体系的协调统一机制，解决问题的进程往往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即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例证和挑战。因此可持续革命提出了对人本身的要求，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提高和人的自我革命。为了有效应对复杂系统的全球性问题，可持续革命提出最根本上是需要依靠人类素质的大力提升和人类智慧的最大发挥。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的“人类困境”的世界性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虽然导致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但是人类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发展的失调，科技的发展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知识与力量，但由于对物质享受的欲望因素，人类并没有随之获得科学发展应该给我们带来的相应理性和智慧。世界著名的自然纪录片大师大卫•爱登堡提出，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但要持续下去，仅有智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智慧。克劳斯•施瓦布也提出，只有综合运用我们在思维、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智慧，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变革和挑战。可持续革命将发展的中心从关注人的外在需求转向提升人的内在素质，也就是从关注人类想要什么转变为人类能做什么、如何去做、怎么引导其去做，从而使人的内在力量与外部表现相协调。通过发展教育和加强学习充分开发人类的潜在能力，提升人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建立理性而富有远见的新认知，培育致力于人类福祉增长的新精神。进而，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人类将摆脱不顾代价地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惯性，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识到全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是人类单向主导而是相互依存的，更多关心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和对下一代的影响。可持续革命的孕育、发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它预示着人类一定能够依靠理性和智慧塑造一个繁荣、公平、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共生。可持续革命范式五大特征发展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全球性风险和挑战日益复杂决定了这一进程将充满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的不懈努力。近期所望可及的203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最主要的任务，这个全球行动将会在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一代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能源战略、技术水平等差异，加之全球行动协调的效果有可能不及预期，特别是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的全球性挑战可能造成落实SDGs的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或倒退，如期实现SDGs的任务十分艰巨。展望2050年，随着知识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将获得全面提升。全球不断积蓄的发明创造能量极有可能在绿色、低碳等领域出现颠覆性技术创新，促进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推动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趋势将有望得到积极转变。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可持续革命范式的各个特征都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对重塑和发展人类文明形态形成重要影响。到21世纪末，人类社会发展将以追求人的全面福祉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为目标，世界主要经济体率先完成发展转型，绿色、低碳、循环将成为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创新将是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和时代精神。人类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将得到全面提升，更加珍惜地球这个人类的唯一家园，一个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兼容并蓄、更加包容友爱、更加团结协作的新的文明时代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