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平：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应对六大经济风险与挑战

刘满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深思熟虑、主动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势必将对未来几十年我国经济、能源、产业、科技、投资、金融等方面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以及能源、交通、产业等多个部门，若在推进过程中不能有效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投入与效益”的关系，可能会产生诸多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的风险与挑战，需要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碳排放量。因此，减少碳排放肯定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制约。据相关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测算，如果采取激进的碳减排措施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将会冲击到相关高碳产业和企业，造成投资、就业和贸易的损失，进而造成GDP的损失。

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碳达峰后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例如，德国1990年碳达峰，当年GDP同比增速为5.3%，为20年来最高水平。1991年开始震荡回落，此后10年的平均年增速约为1.9%，低于碳达峰前10年2.3%的平均水平。美国2007年碳达峰，之后经济增速趋于下降，2010-2019年10年年均GDP增速降至2.3%，低于1997-2006年10年年均3.36%的增速。巴西2014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低于碳达峰前。日本2012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速窄幅震荡，人均GDP不升反降。正因如此，2001年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由退出《京都议定书》，此后的4年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

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仍处工业化阶段，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9%，超出大部分国家碳达峰时占比（30%以下）10个百分点左右，尚未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两者仍然是正相关的关系。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以产业结构调整、行业节能和非化石能源发展为主要减排手段的条件下，加大碳减排力度，会削弱产业竞争力，进而压缩经济增长空间。而且碳达峰时间越早，减排目标越严格，经济增速下行的程度越大。相关机构模型测算显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将使得“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较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2和0.1个百分点。

能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福祉。从能源供给侧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大势所趋，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占比，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发展是发展的必然。但要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能源、电力消费量仍处在较快增长阶段。虽然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高速发展，但与煤炭等传统石化能源相比，新能源商业模式缺乏、上下游产能错配、核心关键原料依赖进口等问题依然突出，在技术层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短期内还难以解决，无法满足能源、电力行业的规模巨大且持续增长的供应需求，仍需要传统化石能源承担能源安全的兜底保障作用。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局化的部署，不分能源种类，不分能源利用方式，不考虑能源利用效率，也不考虑企业与市场的适应性，不控制好节凑，“一刀切”地搞“去煤化”、“去油化”，导致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投资跟不上、退出过快，新能源供应又填补不了空缺，届时可能会出现区域性的能源、电力供应不足的风险。此外，新能源发电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随机性，新能源大比例的发展和接入将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影响，电网波动的风险和脆弱性增加，一旦出现大面积、持续性长时间的阴天、雨天、静风天，发生大面积电力供给中断甚至系统崩溃风险的概率增大，给能源供应带来冲击。2016年9月28日，新能源发电占比高达48%的南澳大利亚州，受强台风和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88秒之内遭受5次系统故障，引起6次电压跌落，导致9座风机场脱网，最终演变成持续50小时的全州大停电。因此，要在考虑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增加非化石能源。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煤电等高碳企业资产搁浅风险。碳中和要求大部分行业在30-40年时间内大幅度降低碳排放，甚至实现净零排放，这一过程将会给煤炭等高碳产业和企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未来这些产业将面临收入下降、成本上升、盈利下降，可能产生不良资产、搁浅资产。以在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超过40%的煤电为例，目前我国煤电机组平均在役年限仅12年，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年以上。我国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据牛津大学2017年研究，在不同的情景假设下，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估算可能高达30860-72010亿元，相当于我国2015年GDP的4.1-9.5％。更何况近年来我国煤电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2020年我国新增煤电机组超过3800万千瓦，是世界其它地区新增煤电装机的3倍多，在建和宣布上马的机组总量约2.5亿千瓦。这些新投资建设的煤电厂若全部建成投产，至少需要40年才能退役，彼时已至碳中和达标时间，煤电资产“搁浅”风险增加。

2. 高碳企业融资暗藏金融风险。我国煤电行业重资产属性强，近年来亏损面高达50%，资产负债率较高。根据Wind数据，2019年我国上市火电企业的总负债为16310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65.1%，处于较高水平，很多煤电企业需要在资本市场融资。随着新能源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综合成本不断降低，煤电等高碳企业需求减少，收入和利润下降，再加上在更加严格的排放约束下，金融机构逐步转向绿色金融，高碳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导致企业无法应对减碳带来的资金压力，也缺乏充裕的资金实力来加大企业转型升级，进而面临财务状况恶化、违约率提高的风险。清华绿色金融团队测算结果显示，典型煤电企业的贷款违约率可能会从现在的3%上升到2030年的22%左右。若如此，将对我国金融体系资产质量和安全稳定构成一定威胁。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清洁低碳能源的利用以及碳减排技术的应用以及势必会导致整个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进而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推动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1. 新能源占比提升将导致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价格上涨。全球已有超过30个国家的风电和光伏成本低于化石燃料发电。但从系统整体来看，新能源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价”，配套电网建设、调度运行优化、备用服务、容量补偿等辅助性的投资不断增加，整个电力系统成本随之增加，最终将由终端用户买单。2019年德国新能源装机占比接近40%，10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但电价上涨了30%。电力开支甚至达到了普通家庭年收入的1/10。澳大利亚电力价格指数近10年来飙升117%，远高于同期CPI。未来我国随着新能源装机比例的提高，电力系统性成本将会增加，终端电价上涨压力增大。据中国人民大学估算，假设2030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渗透率达到20-30%，可能导致全社会度电成本增加0.031-0.059元。使用2018年投出产出表的估算，CPI和PPI分别增加0.21-0.42%和0.48-0.94%。

2. 碳减排工具的应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碳排放，实现碳中和，除增加碳汇外，还必须依靠发展和利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工具以及碳交易、碳税等市场化减排工具。而这些碳减排技术和市场化工具的利用都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对于技术工具，目前关于碳捕捉、运输、储存技术还不成熟，我国CCUS试验示范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大规模、全流程示范经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企业部署CCUS将使一次能耗增加10-20%，成本较高。例如，钢铁企业部署CCUS系统后，若要实现完全无碳生产，高炉2t的吨钢成本增加860-1200元，电炉0.8t的吨钢成本增加344-480元。另据中金公司测算，如当前利用实现CCUS实现零排放，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成本分别将增加22%、156%、34%。对于市场化工具，无论是碳交易和碳税，企业都得为获得碳排放指标而额外花钱或缴税，企业生产成本都将增加，尤其对石化、金属矿山、重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影响最为深重。如果开征400元每吨CO2排放的碳税或控排企业以400元每吨价格购买碳排放配额，由于生产1吨钢铁和水泥对应的碳排放为2吨、0.9吨，相关企业需另外增加800元和360元的碳排放成本。

3. 行政限产导致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为了达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贡献较多的几大行业（电力、黑金冶炼、非金属制品、化工、交运等）和用电量较多的高耗能制造业（电解铝、水泥等）在生产方面可能会面临行政限产压力，供给将被压缩。需求基本稳定而供给受到外生冲击，由此产生的供需缺口将带动相应工业品价格快速上涨，并拉动PPI上行。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碳中和目标，未来的碳排放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更是一个全球新的政治认同和国家巨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手段。为满足本国环保团体要求并保护本国产业，部分发达国家将碳减排与贸易相关联的做法逐渐浮出水面，动用“碳壁垒”的可能性增大。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决议。根据该决议，向欧盟出口的国家如果不遵守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规定，欧盟将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或要求购买排放配额，也就是欧盟版的碳关税。欧盟碳关税计划于2021年在部分行业试点，2023年初正式实施。决议若能最终实施，将引领“碳壁垒”的先河，或引发更多国家效仿。目前美国内的碳关税立场也逐步转向积极，民主、共和两党在此问题上有合流之势。3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将考虑征收碳关税。一旦正式启动“碳边境调节税”，意味着所有不符合欧美排放标准的产品在进入欧美市场时都要额外交税。

我国是全球贸易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还是碳排放净出口国，出口贸易中有相当比例的产业属于高排放行业。2018年中国出口商品隐含的CO2排放量达15.3亿吨；进口商品隐含CO2排放量只有5.42亿吨。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达2.7亿吨，从欧盟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只有0.31亿吨。据中金公司研究，以2019年为基准年，欧盟实施CBAM后，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能力将下降，对欧盟出口额将下降6.9%，为275亿美元，导致中国GDP将下降0.01%，其中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依次是机械设备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另据高盛集团预计，若按照100美元1吨的价格征收碳关税，中国对欧盟总出口每年被征收的碳税将高达35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欧盟总出口额的7.5%。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资源基础差距较大，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造成不同区域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存在着发展惯性和投资路径依赖，其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本也有着显著差异。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将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群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或将带来和加剧地区、行业、阶层发展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首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各地争先出台达峰时间表，对于发展基础较好、产业负担较轻的地区来说，碳达峰的实现成为地区加速升级、产业要素集聚的重要机遇。但对于山西、内蒙、河北等传统能源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相对落后，但碳减排任务却更为严峻。如不能有效地采用低碳、零碳技术进行改造，碳达峰、碳中和将导致这些传统能源地区碳排放密集型行业（如煤炭、煤电、钢铁、水泥、石化、铝业等）的产品竞争力下降，被市场淘汰的概率增大，转型阵痛将比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地区发展空间压缩，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扩大。其次，研究表明，我国高收入地区的产出能源强度远远低于低收入地区，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可能会让低收入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或将带来“穷人补贴富人”的不平等问题。第三，尽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新增大量绿色投资需求，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据有关机构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将新增1000万人，也就是每年将新增33万就业岗位。但这些新的就业岗位很多需要专业的技能水平，原来在煤炭等传统行业就业的人由于就业技能和能力水平的错配，如果没有接受良好的技能培训的话，大多数人很难在碳达峰、碳中和新时代里找到新工作，这些群体将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