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财经年会】特别对话：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SISD执行院长，零碳学院院长 张亚龙

由上海报业集团作为指导单位、界面新闻主办、沃尔沃汽车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第六届【界面财经年会】于2023年12月20日星期三上海前滩香格里拉酒店成功举办。本次年会聚焦“稳定与韧性”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企业战略、品牌策略、ESG、大消费等热点话题，共同探寻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的韧性与动力。

年会现场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SISD执行院长，零碳学院院长张亚龙接受了界面新闻独家专访。

以下是特别对话文字实录：

赵思棋：我是界面新闻ESG记者赵思棋，今天我们邀请到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亚龙，欢迎张院长。

第一个问题，鉴于您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经验和对该行业的了解，您怎么看待目前全球ESG的发展趋势？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在面对这一趋势时，他们应当优先注意哪些关键事项？

张亚龙：很好的一个问题，全球可持续发展与ESG紧密相连，这意味着ESG产品的发展阶段与可持续发展也是同步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一体的，我们很多年前一直贯通。2015年到2030年的这个时间段很关键，在这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SDGs议程，使可持续发展议程变成人类最大的规划之一，该议程引发了全球各主要行业和企业中的变革。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转变，过去是以治理和利润为中心，但现在会优先考虑环境（E）和社会（S）方面的因素。面对这种新的模式，许多企业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回到企业层面，ESG必然会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流方式，且适用于各大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头部企业以及产业链的核心企业，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来完成。

从全球大趋势来讲，ESG是一致的。虽然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包括行业，贯通的是国际标准，包括ESG的响应披露、执行过程中的标准贯彻、以及如何让更多企业达到国际准则，这些都是企业转向国际化的表现。

我们都期待中国未来也有能力出台自己的ESG标准，也有能够形成中国ESG的影响力。当前，整体趋势表明了ESG正在成为企业关键的发展策略。随着这种模式变得更加实用和接地气，它不仅能转化为企业的营销、产品和研发战略，还强化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与城市和国家实力的联动。这不仅突出了企业的角色，还为它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

赵思棋：您作为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香港在ESG实践方面，相比国内或者国际的企业而言有哪些优势？以及对于希望进入香港市场的国际企业，您认为他们在ESG实践方面应该注意哪些要求？

张亚龙：香港在ESG领域一直表现得比较出色，原因之一是其国际化程度较高。在香港的金融体系中，ESG是非常关键的角色。首先，ESG金融人才非常重要，因为ESG金融强调的就是产品研发和创新，包括可持续金融的应用，特别在香港联交所的背景下，ESG的披露和约束机制十分清晰完善，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对此响应度也极高。其次，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也为ESG发展提供了支持，所以香港企业，包括希望来到香港发展的企业，同样能够逐步适应这些标准，同时能够把香港金融创新能力和全球一体化的资源能力，和内地企业打通。

因此，企业在考虑前往香港上市时可能会面临几种情形。首先，选择在香港上市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在上市前，企业必须熟悉香港的法律和市场规则，并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去了解全球标准。因为ESG投融资是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因此有效利用ESG至关重要。另外香港已经开发了大量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可持续金融产品，为ESG投资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企业在香港的成功上市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将ESG战略化，长远考虑其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上市而优化ESG表现。

其次，人才方面，例如香港推出的优才计划，其中对ESG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大。因此，我们正在探索方法吸引ESG人才向香港靠拢。我们期望更多来自内地的企业和卓越的管理人才能够关注ESG和香港的优才计划，为他们在ESG领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并且通过提升ESG专长，增强香港在其国际化进程中的竞争力。

赵思棋：许多人提到，对内地大部分企业而言，其中一个挑战是数据库不够完善。我想了解，香港在数据库方面的建设是否比内地企业做得更好？

张亚龙：在ESG数据库方面，与行业和数据库结构相关。实际上，总体ESG数据都缺。当前，我们更多依赖于基于评级和影响力投资的广义数据，特别是围绕上市公司的指数数据。但是关于ESG的具体数据相对缺乏，因为环境（E）和社会（S）数据的形成并不仅仅依赖于企业自身，而是涉及整个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广泛数据。这些数据的积累需要大量ESG企业和ESG场景的参与，才能形成更多的模型或所谓的大数据。

香港在机制保障和国际数据对接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提供了更多先机。但总体来说，香港的企业体量相较内地较小，大量的数据形成还是需要内地提供。至于ESG的标准，这一直是个关键的痛点，因为标准代表规则，而规则背后则是话语权。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ESG标准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也能带来更多的商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们有100多亿吨的碳市场，在这个背景下，随着碳排放数据的持续完善和扩充，这将会为企业建立和运用ESG数据库提供数据支撑。因此，我们对中国在ESG领域的数据库性能持乐观态度，相信其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并充满期待。

赵思棋：您如何评价大湾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像深圳等城市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张亚龙：这是有的，深圳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城市，当时大湾区在规划领域就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要提炼深圳的模式，讲好中国故事，做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市”，所以说可持续发展在大湾区有它独特的一面，首先他能通过市场的活跃，快速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确保某一区域在生态环境和企业产业等多个维度上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观察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湾区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熟知的“三来一补”时期，那时更加注重速度和代加工能力，目标是将区域打造成世界工厂。随着时间推移，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提出了“深圳质量”和“湾区质量”，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发展模式和创新能力。

接着我们进一步关注绿色发展、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并将其与高质量发展区分开来。虽然本质上都是追求发展质量，但绿色发展更多地考虑了持续性，将绿色理念作为基础，将产业和经济发展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当然，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因为我们一直享受着科技带来的全方位变革，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上，科技是大湾区发展的最大依托。其次是金融，利用香港的优越条件，例如，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活跃度都是建立可持续能力的重要因素。最核心的是人才，大湾区的人才聚集度非常高，特别是广州、深圳和香港这三个大城市，以及周边的9+2城市，总共有上亿人口聚集在这一片区域。目前，我们有自信地认为，大湾区是全球三大或四大湾区中最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区域，我们一直以此目标进行建设。

赵思棋：其实人才引进比较重要？

张亚龙：人才是核心，但人才引进也有短板。比如说我们大学的数量比较少，广州会好一些，深圳比较明显，大学的数量不到14家，比起上海、武汉、西安等这样的城市，还是有很多功课要做。但是我们有应对的方法，首先我们能够快速与国际接轨，能够快速搭建国际的顶尖人才，与人才有关的重点研发平台实验室科研水平能快速补齐，这是很重要的相对优势，其次就是人才和产业和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引进来很多人才都是能够快速为产业赋能，能够在我们重要的20+8的一些大的产业布局里面快速产生价值，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人才有更多期待，同时期望有灵活的机制配合人才应用、实地落户和推广。

赵思棋：您在广东、河北、山西和四川省等地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可否介绍一下您在推动的一些项目？以及在城市追求碳达峰目标过程当中，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张亚龙：我解释一下，我们为何在多个城市助力设立研究院或主导建立研发平台。这源于我们这些年的发展经历，常常在深圳接触到许多来自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寻求优质的合作机会。我们注意到，如深圳大湾区内，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内地城市的发展中缺少“授之以渔”的能力。我们认为，应该围绕内地城市的资源优势，建立一个符合本地需求的产学研服务平台。这样不仅能吸收外部的技术和资金，也能发挥本地的产业优势，为内地提供最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基于我们的优势，我们与河北合作，在塞罕坝共同推进塞罕坝研究院的建设，该研究院主要聚焦于河北县域经济的发展，探索如何将人才、技术和产业有效结合。例如，针对山西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特点，我们关注如何围绕资源型或资源稀缺型问题，提供更好的产学研资源。我们希望深圳的技术能服务于山西的产业转型，因此帮助他们成立了产业研究院。

另外在山东，我们联合多家机构，帮助威海建立了以海洋生态和海洋蓝色发展碳中和有关的研究院，为解决当地人才和技术的缺乏问题。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支持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研究院，我们帮助当地城市和政府搭建产学研平台，吸引更多当地优势资源，与多个城市建立联系。例如，在成都，我们协助建立了零碳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创新促进会和中心，这个中心吸纳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如电子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以及其他外部机构的研究平台，共同构建了一个零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创新平台，目的也是一致的。从2024年开始，我们将持续推进这一工作。通过复制和推广研究院模式，我们希望更多城市能够借助研究院这一平台，与深圳、香港甚至上海建立起强有力的持续发展能力。这样，当地的可持续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加强。这正是我们在多个地区建立研究院的初衷所在。

关于城市碳中和的发展，国家已经实施了1+N+X的政策体系，涵盖了超过200个详尽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到省、市乃至一些县，并提出了具体的减碳措施，抓手明确。目前，我们提倡近零碳排放区的做法，包含在园区、景区、社区、工厂、医院、学校等多维度打造近零碳场景。这一做法主要致力于两件事，首先是找到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减碳或控碳方案；其次是寻找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后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近零排放区的建设都需要大量投资，我们在寻求最经济、最节约的方法。我们不断积累数据，通过这些近零排放区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发改委最近提出了在三年内打造100个近零碳试点的目标，包括刚公布的第一批26个试点，其中很多都是碳中和或碳达峰试点城市，包括深圳。

一是省政府的决心，有明确的方向，也有明确的政策指引。二是我们看到抓手很精准，通过近零排放找到解决方案，三是看到在2030年达峰和2060年的碳中和，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过程。所有这些工作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启动CCER项目，CCER围绕居民和个体行为的减碳实现闭环，即从碳的识别到碳的交易，最终达到普惠。我们在寻求更多的方法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和推动力。这些努力将影响更多城市的碳中和效果和速度，这是我们时刻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赵思棋：国内情况已大致了解，想知道关于国际上，在对于促进中欧之间可持续发展领域交流和合作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或者未来有什么计划？

张亚龙：国际化对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机构承办了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边会，自2022年以来至少举办了两届。通过这些会议，我们意识到时刻关注国外城市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与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等机构合作，包含全球98个城市，中国有13个城市是其会员。我们共同构建了近零碳的全球案例库，收集了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荷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案例，目的是了解其他城市的减碳逻辑。

从路径角度看，我们在深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进行国际合作，与“走出去”联盟合作，关注深圳的大型物流，尤其是通过海运向全球各地输送大量商品。我们关注欧盟碳关税等政策驱动，帮助企业进行ESG低碳创新。为此，我们与中集集团和SDGs联合20多家机构发起绿色低碳物流联盟，帮助企业从生产端到物流端再到消费端，整个流程都符合国际化低碳标准。

我们还参与了全球PRME网络，这是一个全球负责任教育网络，涵盖了200多所顶尖商学院。我们在中国成立了委员会和ESG创新中心，并将在深圳举办年会。我们的工作旨在服务和交流，从人才的角度结合全球可持续性教育和中国的人才培养。我们认识到，无论是产品创新、产业链革新还是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都基于人的改变。所以面对2030年和2060年的目标，教育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的工作不仅在人才培养、产业链、全球案例库的构建和联合国会议的参与上国际化，还在与国内外城市共同建立研究院、中心和协会等方面体现了优势。这些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创新特点和国际化承诺。

赵思棋：不仅仅是为头部企业，是不是也为了能让中小企业进一步参与到ESG转型当中。

张亚龙：您提到中小企业，我有必要跟您做一个交流，我们一直认为ESG不是头部企业的标签，ESG也不是富人的游戏，ESG真正呈现是一个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链或者供应链。ESG标签更需要中小企业参与，只不过这里面有一点区别，对于大企业，头部企业的ESG体系，包括披露以及规则和小企业有所不同，长得一样，都叫ESG企业，但是做法大不相同。

头部企业更多侧重于规则，侧重于链主身份，对于产业链赋能，对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企业更多响应上游。对于中小企业ESG是生态的概念，怎么把小企业的生态圈做好，你肯定有供应商和采购商，第一个把生态做好；第二个把社会服务做好；第三个把产品研发做好，这是ESG在小企业情况下。

大企业通常关注的是大环境、城市环境和大生态环境，而对ESG的贡献往往更侧重于社会层面。因此，我们希望ESG的范畴不仅局限于大企业，而是能让更多企业参与进来，从而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创造更多价值。重要的是，ESG并不是中小企业遥不可及的目标，相反，中小企业更需要积极地应对这一挑战。如果忽视了ESG的重塑，中小企业或许会面临与大企业同等的、甚至更大的压力和重新洗牌的风险。

赵思棋：今天采访内容就这些。谢谢！

张亚龙：谢谢！